———上海延吉中路555弄6号陆治安
答：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的北部，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主要居民为阿拉伯人和土著黑人。历史上，这两大族群经常为争夺土地和水源发生冲突。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土地过度开发，达尔富尔地区的沙漠化程度加深；加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该地区遭遇严重旱灾，生存环境恶化，部族间为争夺水草而发生的冲突也随之加剧。近年来，随着石油等矿产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争夺和控制资源的斗争日益激烈。
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居民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利益为由，组建武装力量，占地割据，要求分享资源，实行自治。但由于苏丹政府由阿拉伯人控制，于是政府与反政府运动之间的冲突带上了种族冲突的色彩，这就给外部干预提供了借口，称苏丹政府正在进行“种族屠杀”。迄今为止，达尔富尔危机已造成近1万人死亡，100万人沦为难民，因此西方国家又称这是“人道主义危机”。
实际上，由于1956年苏丹独立后，与西方关系长期不和，并曾一度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达尔富尔冲突爆发后，西方便借机对苏丹政府施加压力，甚至还极力推动联合国授权对苏丹进行军事干预。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等国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是为了制止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骨子里却是想重演“伊拉克式的入侵”，推翻苏丹政府，控制苏丹丰富的石油资源。
达尔富尔问题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非洲联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做了大量工作，促使苏丹政府与一些反政府武装于2004年4月达成停火协议，非盟还于同年8月派出了维和部队。但受自身能力的限制，非盟提出由联合国接替其在苏丹的维和任务。2006年8月，安理会通过英美提出的向苏丹派遣维和部队的1706号决议。由于担心西方国家军队的进驻会损害主权、干预内政，苏丹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这一决议。在此情况下，2006年11月，联合国、非联、阿拉伯联盟和苏丹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提出了分三阶段维和的“安南方案”。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方斡旋，苏丹政府最终接受了“安南方案”。去年4月开始，“安南方案”进入了实施的第二阶段。
当前，少数西方国家将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扯在一起，称就中国在苏丹的影响而言，中国对解决达尔富尔危机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更可笑的是，一些西方政客、人权组织、演艺界人士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会挂上钩。他们的荒谬逻辑是，中国帮助苏丹开发石油资源，购买苏丹石油，使苏丹政府有钱购买用于“大屠杀”的武器，因此中国政府对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负有责任，为了以示惩戒就应抵制北京奥运会。
而真实情况却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在海湾危机中的立场，苏丹遭到了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抵制。于是，苏丹政府主动将目光转向东方，与中国、马来西亚、印度组成合资企业，联合开发本地的石油资源。经过长期努力，这一国际能源合作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2006年，苏丹石油出口额达到51亿美元，其中的80%来源于中国。在兴旺的石油产业支撑下，尽管内乱未停，但苏丹的经济开始恢复，GDP以每年约9%的速度增长，人们的生活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善。除了帮助苏丹开发石油外，中国政府还为其兴建学校、托儿所、医院，培训技术工人，增加就业机会。应该说，得益者中就有不少达尔富尔难民。中国在苏丹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外交和政治上，也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2006年，胡锦涛主席亲自访问苏丹，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关系。我国政府达尔富尔特别代表多次访问苏丹，劝和促谈，并在西方和苏丹之间进行沟通。中国派驻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部队，也已部署到位。此外，我们还为苏丹提供了8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援助。中国政府的努力，得到了包括苏丹反政府派别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肯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不久前就明确表示，“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对此我表示理解和感谢”。
要维护苏丹的稳定与和平，需要苏丹当事双方的诚意，也需要国际社会的真心配合，尤其需要那些对苏丹反政府派别有影响力的国家发挥积极而不是负面的作用。达尔富尔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其根源是极度贫穷化。国际社会除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更需提供发展援助，帮助苏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才是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治本之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伟明)